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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文世界,山东绸之名已经少见。民国小说里,靡丽笙还穿着象牙白山东绸裙(张爱玲《第二炉香》),孙掌柜山东绸的裤褂在日光下起闪(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四凤穿着白纺绸的上衣、粗山东绸的裤子(曹禺《雷雨》)......欧洲品位给予此种高贵面料更稳固,也更富有的认可。成为时装大师高级定制青睐的面料的同时,山东绸全面进入身份、财富、职业与生活方式的品级世界。杜拉斯在湄公河渡船上遇到来自辽宁抚顺西贡商界精英李云泰时,“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英国烟的气味很好闻,贵重原料发出的芳香,有蜜的味道,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柞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2]。这位富有的年轻男性,被一系列帝国、天朝与文明的金贵之物包裹,尤其是柞丝绸携带的风情。
在20世纪里,山东绸是高级绅士衬衫和西装的面料,甚至一度是法国夏季流行风格的代名词[3]。女士服装方面,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去叙利亚的旅程上说:“这才是适合帝国建造者的夫人们的。山东绸!剪裁简约的山东绸两件式套装,没有花里胡哨的少女气,骨瘦如柴和丰乳肥臀一样欢迎!”[4]MoMA的藏品里,有野兽派创始人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950年代设计的山东绸面料十字塔长袍(chasuble)。以纺织品收藏著名的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有20世纪多个年代山东绸面料的时装,包括迪奥设计的女士套装。这套衣服夹克部分的山东绸面料来自里昂高级丝绸制造商Bianchini Férier。很明显,山东绸已经完全织进欧洲人扩张年代的品位与20世纪的时尚之中。
1921年,一部在纽约再版、为美国丝绸工业新手提供全球生丝知识的手册说:“1875 年之前,由于原料颜色不均匀,柞蚕丝在丝绸工业中使用不多。后来,通过氧气、水和氧化钡等化学技术,柞蚕丝得以漂白。印度和中国人手工卷制的柞蚕丝,会有粗细不规则的问题,大约会出现50到100旦尼尔(纤维单位)的差别。但在Chefoo缫成的丝线,无论是均匀度还是清洁度,都非常完美。如今,柞蚕丝与其他丝绸、双宫、雪纺、棉质等结合使用,在当代时尚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7]
Chefoo,芝罘,即1862年开埠的通商口岸烟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烟台是山东省唯一的通商口岸,也是唯一的国际化城市。胶东半岛上另一个海滨城市青岛开埠时,19世纪已将近结束。烟台港辐射的内陆地区包括整个山东省,并扩展至河南省、山西省以及部分的直隶省。与另一个同时开埠的大港天津相比,烟台的优势是它在冬季是不冻港。在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与回忆里,被称为Chefoo的烟台,有无可比拟的美好:一个海滨城市,美丽,且富有度假情调;地处北温带,季节性气候宜人,夏天丝毫不闷热,对健康的好处远超亚热带的口岸城市,以及与其隔海相望的大连与牛庄(即营口)。
1908年英国大不列颠劳埃德公司出版的一部大部头作品《二十世纪香港、上海等中国通商口岸之印象:它们的历史、商业、工业和资源》称,丝绸工业是晚清烟台非常重要的产业,在其蚕茧加工中,从中国东北和朝鲜输入的蚕茧在这里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外地的丝绸和手工丝绸花边在这里大量生产。从1905—1907年的海关数据看,豆饼是主要出口货物,其次是丝绸、草辫、花生和粉丝。1930年代,阿美德(A.G.Ahmed)在Pictorial Chefoo中说:“烟台是中国土特产和工业产品重要的出口中心之一,例如:大花生、柞蚕茧、生丝、发网、水果、刺绣、花边、海产品、真丝废丝、粉丝、钟表、草辫等”。[8]
上述物产在中文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多有迹可循。譬如烟台苹果莱阳梨、胶东半岛的海货。烟台西边的龙口,自晚清就是绿豆粉丝的主要产地与出口地。有些物产则外在于中文的知识系统,却在国际物资交换史上辉煌一时。譬如,烟台曾是全球最大的发网加工与出口地。这种用真人头发加工而成的女性用品,据说一方面与一战及一战后欧美职业女性的突破性发展及其造型风格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得利于清政府倒台后,大量男性剪发,发网工厂得以储存巨量生产原材料。[9]草辫在山东省内,以莱州制造最为精美。莱州则是烟台通往内地之古道的必经一地。1881年烟台的韦廉臣夫人一行,在其从山东到北京的路上路过莱州沙河,称此处是“这一地区的草辫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产量非常巨大……每年有大量的草辫出口到纽约以及英国。编好的草辫还要经过染色处理,特别是那些白色和绿色相间、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草辫,真是超级的漂亮和迷人。”[10]烟台出口的手工艺品,似乎都与编与织有关。花边与刺绣是另两项大宗出口的工艺品。它们的原料的重要性远超上面的草辫、水果、粉丝。这就是柞蚕丝。
柞蚕与人尽皆知的桑蚕不同,是野生或放养在山上的一类蚕,因柞树叶是其主要食物而得名。发现并利用柞蚕,在世界文明史上,最早就在山东。莱州湾附近的山东人利用野生柞蚕制作丝织品,有极长的历史。公元600年,房玄龄兼修的《晋书》中便有“东莱山蚕遍野,成茧可四十里,土人缫丝织之,名曰山绸”。[11]至少在明清之际,莱州湾内陆诸城一带已有人工放养的野蚕场。在之后的发展中,诸城柞丝支撑山东逐渐发展出三大柞丝丝绸产地:昌邑、栖霞、牟平。它们都离烟台港不远,由烟台出海也是最便宜的行销商路。
对柞丝改良而言更重要的是,1922年东海关成立烟台首个专业技术学校——蚕丝专业技术学校,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苏古墩(A.H.Sugden)兼任校长。同年,烟台华洋丝业联合会购买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若望1904年建设的圣若望修道院全部房产,将蚕丝专科学校迁入该址。学校开办柞蚕生产、缫丝、织绸、漂染等专业,并办有蚕业试验场与蚕丝改良场。改良的效果一方面体现于Raw Silk对芝罘丝绸的评价,另一方面,1904年由柞蚕丝编织而成的芝罘花边Chefoo lace,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阿美德(A.G.Ahmed)在1930年代回顾烟台产业时,留了很大篇幅给柞丝绸。他说“用野蚕蚕茧缫出来的丝织造的茧绸,又成为山东府绸,这是山东一个重要的民间传统工业,已经具有差不多4000年历史了……山东的丝绸业,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以遍布乡村的生产加工农户为代表的,在农户家中,往往不止一部织机,特别在昌邑地区……因为这一丝织工业在国外商人中间非常有影响,这里出产的柞蚕丝绸产品,就被称之为‘山东府绸’或‘宁海府绸’”。[13]他展现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中国是丝绸之国的印象,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桑蚕丝及其制品征服世界奢华与爱美之心的历史。20世纪中国蚕丝的出口,提供了丝绸之国的另一种质地。这一时期柞蚕丝的出口量,远超桑蚕丝。[14]这些柞蚕丝茧的目的地是里昂或纽约,由那里成套成体系的机器生产为供应时尚的面料。据李明珠的研究,“进入20 世纪以后,吃柞树叶的蚕所产的野蚕丝在美国和法国变得极为流行。这些由东北和山东所产的丝叫做柞蚕丝,用它织成的柞丝绸,在国外也很流行。柞丝绸的突出优点是便于洗涤,而且价格并不比好的棉布贵。它们在20 世纪10 年代至30 年代的突然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世纪的丝绸匹头出口量。到1921年,山东作丝绸的出口值达到了1300万海关两,而所有其他种类匹头的出口值只有1700万海关两”。
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日本人田原天南1914年的文章《胶州湾》说:“柞丝绸是山东著名的物产……,柞丝绸的主要产地是莱州府下的昌邑柳疃(潍县东北40公里)。柞丝绸的原料,粗品使用辽东半岛的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怀仁等县的柞蚕丝,精品使用山东省内胶东和鲁中南的柞蚕丝,其价低廉,富于持久力……。昌邑下的柞丝绸年交易额约一千万两。出口方面从前主要是印度,其后是澳大利亚、新锡兰。销欧洲大陆法国最早,近来英国、美国也需,日本就不待说了。其用途作为服装面料,现在飞艇、汽车也开始应用。近来法国、意大利又进口山东的柞丝原料,用其织绸,名曰‘里昂山东绸’和‘意大利山东绸’来贩卖销售,但其价格低廉方面无法和山东绸比。”[15]
这个时期,山东绸海外行销的注意力,也还没有被法国与美国牵走。田原天南描述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上都有载运山东绸的货船。陆上商路的传统更早。清朝的几部相关著录说“由山茧丝所织之茧绸,销售欧美、西伯利亞一带;更因色质佳丽,备受外人欢迎,至以山东绸呼之”[17]。“1902年前,传统的山东绸商就把茧绸销至‘新疆、回疆、前后藏、内外蒙古’;其后更是经塔什干至莫斯科、海参崴”;十月革命后,东南亚、印度与非洲成为他们的目标。
零星文献里,有过这些山东绸商的身影。1963年华侨出身的司马文森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班芝兰》一文里,提到一位印尼朋友,山东籍,“祖先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是用一条扁担挑着一担山东绸,靠两条腿从故乡走到南洋”。[18]1910年,康有为游印度,“所见山东人肩负山东绸,西人、印人皆好山东绸问之皆数倍利”。[19]也有斯里兰卡作家回忆过山东绸商在古城康提的形象:“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长辫子、黄皮肤、黑眼睛的丝绸商人,他们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在他眼中,中国人是‘奢侈物品’的制造专家。母亲买丝绸时,他就抓着母亲的衣襟,好奇地打量着绣着菊花和龙凤的锦缎,手绘的亚麻布有着绒毛般的手感”。[20]
更远的目的地是南非。1928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派莫次南到非洲进行侨情调查,他发现当地(桑给巴尔,现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10余人。1人经商,店员4人,还有工程工人10人,卖山东绸之行商4人”。绸商的来历,可能源自1891到1914年“德国人在坦噶尼喀修筑了两条铁路,招募了数千名华工。这些华工分别招自广州湾、胶州湾和上海。另一位曾在光绪年间应聘到南非金矿担任翻译的山东人张书传曾谈及,英、德当时曾在胶州湾一带招募工人到非洲去,有的完工后被留下来。莫次南调查报告提到的卖山东绸之行商很有可能是原来的契约华工,他们完工后留下来经商。由此看来,华人于19世纪已在桑给巴尔存在”。[21]
关于下南洋的昌邑绸商,相关研究首提的是岞埠村的徐长庚与南裴村的杨茂春。[22]据《潍坊大事记》载,徐长庚最早将柳疃丝绸销往南洋者,时间是1853年。[23]距岞埠步行约四十分钟的南裴村,杨姓居多。1878年,杨茂春父亲与伯父兄弟二人,在本地年轻男性下南洋风潮中,也赴印尼的爪哇和三宝垄销绸。生意不算成功,几年后在印尼去世。杨茂春与其家族兄弟七年后首赴爪哇,一方面要把父辈尸骨带回故乡,另一方面也是继续销绸。与父亲的命运不同,他们此次在雅加达、三宝垄销货并开办绸庄门面,生意非常顺利,之后进一步打通昌邑产地与南洋市场,并在汕头建立绸庄分号,作为中转枢纽,张罗家族及周边村中勇于闯荡之青年,再赴南洋,常驻雅加达,生意洋洋洒洒。后来,杨家子弟更从印尼前往非洲最南端的城市德班开绸庄,虽因运输遥远很快撤回,但这也是山东绸在它的扩张时代,抵达另一个大陆的开辟之旅。可以想象,他们的成功,带动了这一代有为青年将柳疃山东绸销往海外的热潮。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邑的侨务信息,以及驻东南亚使节的回忆,这两家在印尼、斯里兰卡、印度都留有经商印迹,子嗣香火繁衍至今。
从莱州湾出发的山东商人,是山东绸这一产自胶东的质料征服世界品位的故事中,一个不能被遗忘的群体。他们浮浪千里贩丝南洋,是为了生计。他们不会知道也不一定欣赏几十年后征服欧美的山东绸的风情、品位、个性、变化,乃至文化。他们也许也闻到了柞丝香气,这风吹日晒抗造的真丝,就像他们漂洋过海抗造的人生,离法国很远、离风情很远、离高级定制很远。远到最后,一些昌邑商人留在当地成为华侨,大多不再经营山东绸生意;柞蚕丝绸在中文里逐渐失去了山东绸的名字,昌邑也不再是柞丝产业的中心,历史也将开始它新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