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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燕，现任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深耕审判业务近三十年，近五年来共办理知识产权案件300余件，约占银川市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五分之一，曾多次获评优秀公务员、先进工作者。撰写的判决书于2020年10月获第四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裁判文书三等奖；2023年7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联合评为2022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2023年11月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2024年3月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聘任为自治区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专家库成员。

　　谈及2017年刚接触知识产权案件，胡春燕坦言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头开始学”。没有先例可循的，就自己查资料、看法律解释、研究其他法院的同类判决；法律规定模糊处，如“合法来源”认定、惩罚性赔偿基数等，就在审判实践中一点点摸索、总结。她案头常备着常用法律法规及案例汇编，一有新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发布，她总要第一时间通读，思考与手头工作的关联。她说，这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必要，“案子收过来了，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再难也得顶上去。”

　　这种探索，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22年，胡春燕审理了一起在宁夏尚无先例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当时，针对此类批量维权诉讼的裁判标准尚未明确，如何判定“实质性相似”和确定判赔额都是挑战。在裁判时，胡春燕参照当时外省同类案件的判赔尺度并综合考虑软件官网标价等因素，判决赔偿7万元。但不久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类案裁判标准出台，基于保护终端经营者、平衡市场利益的考量，将此类案件的判赔额普遍调整至几千元。案子也因此被改判。

　　面对这一诉求，胡春燕审查认为，老师确实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责任，但法律对用人单位内部追偿的比例和限度并无明文规定。然而，正是这种“法律空白”，让她看到了判决更深一层的意义：如果依据承诺书支持全额追偿，无异于将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个人，这可能过度加重普通劳动者的履职压力，甚至抑制必要的工作主动性。她查阅了大量类案与理论，综合考虑了履职行为的性质、过错程度、收益与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判令老师承担30%的责任。这个比例，旨在为类似纠纷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尺度，既惩戒了重大过失，也警示用人单位必须履行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引导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职业风险分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