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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两会期间，我还看到了许多代表委员的履职故事，他们深入群众、充分调研，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下基层、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底色”，也是科研的基本生命力。为了摸清新能源汽车补贴的真实生态，去年夏天，我曾带领3名博士硕士生前往宁德、合肥等地，深入电池生产线与整车组装车间。在宁德时代的现代化车间里，当学生们看到机器人精准抓取极片，数秒完成一组电芯组装时，那种震撼远超书本。我们调研了电池碳足迹追踪技术，探讨了《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可能构成的“绿色贸易壁垒”。学生在调研日志中写道：“WTO条文规定中的‘特异性’，在现实中关乎着成千上万工人的饭碗，我们要‘研而必究’或‘究而必行’。”教学、研究与国家产业脉搏一起跳动，是产学研深度融合释放的强大力量。我会将这一方法持续运用在教学和科研中。

　　2025年初，我有幸参与了某基金涉外法治相关课题的评审工作。翻阅着来自全国各地同行的申报书，我深切感受到中国法学界在应对“脱钩断链、长臂管辖”、维护产业链安全方面的集体智慧。在评审过程中，我特别关注那些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的研究。我在评审意见中多次强调涉外法治研究不能只是“西学东渐”的传声筒，而必须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卡脖子”法律问题。这种从宏观高度审视学术发展过程的体验是我自身党性修养与大局观的一次深刻洗炼。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AI驱动阶段，我们要通过法理研究，确保算法合规与数据安全不被滥用为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中国发布的《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强调，支持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数据自由流动。这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提到的“安全例外”高度契合。中国不是要搞“数字孤岛”，而是要建立一套公平、非歧视、透明的国际数据规则。我们的研究要为这一倡议提供翔实的法学论证，展示中国作为数字大国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