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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开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依托全职职工遍布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的网络优势，在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之际，开展了一次“身边的经济学”调研，获取343份有效样本，从一个真实、鲜活、可触摸的侧面，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微观体感与众生百态。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样本代表性有其局限，却足以捕捉到时代的真实脉搏。调研发现，中国经济开局呈现鲜明的“温差”特征：收入增长与钱包缩水并存，消费冲动与储蓄谨慎同在，热气腾腾与略显冷清共生。本报告基于十大维度的深度分析，力图透过这一侧面，倾听百姓心声，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进程提供来自一线的温度计与风向标。

　　2026年开年，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交汇点上徐徐展开。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377元，同比增长5.0%；2026年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消费8034.8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宏观数据传递出经济运行的总体平稳，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他们如何评价过去一年的收入变化？他们对2026年的消费有何打算？他们最期待国家在哪个领域出台支持政策？

　　一是以安徽、海南为代表的两极分化型地区。两地受访者收入“显著增长”占比均超整体均值5%以上，而“显著下降”占比均达均值2倍以上，收入下降的受访者占比均超50%。二是以广东、湖北、辽宁、江苏为代表的增长突出型地区。广东受访者收入“显著增长”占比31.58%，超均值2倍以上；四地收入有所增长的受访者比例均超40%。三是以北京、天津、河南为代表的稳中向好型地区。河南、北京受访者收入“基本持平”占比均超过43%，三地收入持平或增长的受访者比例均超69.97%的样本均值。四是以福建、山东、四川为代表的下降承压型地区。福建受访者收入“显著下降”占比接近样本均值两倍；三地中收入下降的受访者比例均达到一半或以上。

　　从调研结果看，2026开年之初的居民消费心态，最鲜明的特征不是简单扩张，也不是全面收缩，而是在收入预期偏谨慎背景下形成的理性重排。44.9%的受访者选择“维持现状，该花的花，该省的省”，35.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开支”。这说明居民并未放弃消费，而是在更强的预算约束下，主动重估支出的必要性、时点与层级。换言之，当下居民消费决策已不再主要由短期情绪驱动，而更多取决于对收入稳定性、就业安全感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综合判断。天津、河南、山东等样本中“开源节流”倾向较为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消费谨慎并非偶发情绪，而是家庭对现实约束作出的制度性适应。

　　这种心态变化，在春节期间的实际支出上已经得到印证。42%的受访者表示今年春节消费“支出差不多”，29.2%表示“支出变少了”，明显高于“支出变多了”的19.2%。表面上看，春节消费仍维持了基本盘，没有出现明显塌陷；但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支撑消费总量的更多是节庆刚需、返乡往来和必要性场景，而非强烈的扩张型购买意愿。也就是说，居民并不是不消费，而是在消费中更强调可控、实用和有把握，这使春节消费呈现出一种“稳而不热、动而不猛”的状态。本质上也是许多家庭在有限收入预期下，对不同支出项目进行重新排序的结果。

　　2026年开年居民消费呈现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冷”与“热”二分，而是“谨慎中的活力、克制中的表达”。人情往来不再天然居于中心位置，大宗消费意愿仍显疲弱，但围绕饮食、出行、体验和情绪价值展开的支出，正在成为家庭消费的新支点。由此来看，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运行逻辑已从过去偏重数量扩张，逐步转向更强调结构优化与主观感受的阶段。消费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居民有没有花钱意愿，而在于能否通过稳定就业、改善收入预期、减轻后顾之忧，把这种分散而谨慎的消费意愿，进一步转化为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内需动力。

　　数据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民生期盼线.4%、河北35.7%、江苏29.7%紧随其后。这些数字背后，是不同的地域处境与集体记忆。湖北受访者对民生政策的高关注，无疑带着疫情后的深层思考——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最懂保障网的分量；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养老与医疗的压力天然更为突出，每一张医保单据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喜；而北京25.4%、浙江29.4%虽不及中部省份突出，但一线与新一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同样让社会保障成为悬在头顶的“安全绳”。

　　这一分布清晰表明，对于中国百姓而言，“钱袋子”问题是一切的核心。就业是收入的来源，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消费是经济的引擎。当近半数受访者将“稳就业/增收入”列为首要期待时，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无论政策工具箱里有多少精妙的工具，老百姓最关心的始终是最朴素的诉求——如何让钱包鼓起来。24.78%的受访者选择“强保障/减负担”，这一选项并非与第一诉求矛盾，而是其逻辑延伸。在“赚得到”与“敢花钱”之间，隔着一道名为“后顾之忧”的鸿沟。调研中，有受访者写下“稳字当头，不敢大胆花，因为家里有没成家的残疾兄弟”，有人呼吁“希望国家的发展进步真正能惠顾普通百姓，减轻住房、教育和医疗带来的压力”。这些声音道出了一个朴素道理：即便收入有所增加，但面对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座大山，大多数人依然选择“捂紧钱包”。就业是“造血”，保障是“止血”，只有两者兼备，居民才敢将收入转化为消费，经济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兴产业”的期待者，多来自经济活跃地区——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的样本中，这一选项占比更高。他们关注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期待在AI应用、新能源车等科技突破中找到新机遇。“促消费”的期待者，则更渴望立竿见影的实惠。他们希望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景区门票减免能够持续，让每一分钱花得更值。调研显示，虽有26.24%的人认为政策“让我更早或更坚决地买了想买的东西”，但高达38.78%的人“关注到了但没参与”，21%的人“完全没感觉”——这近六成的“政策盲区”，恰恰是“促消费”期待者希望政策能够触达的角落。这种分化提醒我们：政策不能一刀切。既要有“兴产业”的长远布局，也要有“促消费”的即时关怀。

　　透过49.27%、24.78%、13.99%、11.95%这四个数字，可以描绘出2026年中国百姓政策期待的完整图谱：第一层是“赚得到”，即稳就业、增收入是一切的基础。没有收入，一切无从谈起。第二层是“敢花钱”，即强保障、减负担是消费的前提。后顾之忧不除，储蓄冲动难抑。第三层是“有得花”，即兴产业创造机会，促消费降低门槛，共同编织一个更友好的消费环境。这三重维度，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让普通人的钱袋子鼓起来、敢打开、花得值。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不仅是宏观政策的目标，更是微观体感的答案。

　　2026年开年的经济“体感”呈现出明显的平衡趋稳特征，消费市场进入了一个由“惯性”支撑的稳态周期。调研数据显示，41.98%的受访者表示家庭整体消费支出与往年相比保持在“差不多”的水平，这一群体构成了当前市场消费的基本盘，支撑了消费数据整体的平稳运行。与此同时，选择“支出变少了”（能省则省）的受访者占比为29.15%，这一比例显著高于选择“支出变多了”（主要源于人情往来或旅游等可选消费）的19.24%。此外，另有9.62%的受访者因物价波动及返乡行程等因素，对支出感受表现出复杂且不确定的心态。这种分布格局清晰地表明，尽管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但“维持现状”已成为当前主流的消费策略，市场并未出现剧烈的消费扩张，整体呈现出一种基于现有习惯的防御性平稳

　　这种审慎心态在多项关联数据中得到了印证：在收入预期方面，仅有12.24%的受访者表现出“敢花钱”的积极信心。相比之下，高达35.28%的受访者选择了更为稳健的财务规划，即“比较谨慎，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开支”。这种心态深刻重塑了消费结构：受访者支出意愿最强的领域依然集中在“舌尖消费”（63.27%）和“人情往来”（44.9%）等高频刚需领域；而涉及房产、汽车、大型家电等“大宗消费”的支出意愿则处于较低水平，占比仅为16.33%。

　　相比之下，体现经济内生动力的主动型消费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关于政策刺激的效果，调研显示出明显的传导瓶颈：虽然有26.24%的受访者认为政策补贴（如消费券、以旧换新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高达38.78%的受访者表示“关注到了，但没参与，主要看自己需不需要”；另有20.99%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对相关政策“完全没感觉”。这种反馈说明，居民的消费决策已完全回归到“理性需求”层面。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高达28.28%的受访者对就业压力表示深切关切，这种对就业与收入预期的不安全感，是制约民众从“维持现状”向“主动扩张”转化的最大屏障。

　　从开年消费体感看，当下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并非单纯的“热”或“冷”，而是“冷热不均”正成为普遍的现实感受。调研显示，认为所在地区“热气腾腾”的仅占23.3%，而认为“冷热不均”的达到33.5%，“略显冷清”的也有22.7%。这说明，公众对当前经济景气度的感受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层次分化，在同一个开年时点上，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商圈之间，所展现出的消费温度和市场气氛，都存在显著落差。

　　“热”的分布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如今“热气腾腾”的场景更多集中于旅游城市核心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热门景区以及少数具备流量聚集能力的消费节点。消费热度呈现出较强的点状集聚特征：头部商圈更热，网红地标更热，综合型消费场景更热，而普通街区、传统商业街、外围社区的热度则相对有限。这意味着烟火气的内涵发生变化，它不再单纯取决于居民整体消费能力是否同步提升，而越来越依赖于场景设计、流量导入、假期效应、文旅带动和商业集聚。从宏观意义上看，“冷热不均”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当前中国经济的回升，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城市之间，以不均衡的方式展开。

　　“空铺率”并不只是一个商业现象，它背后叠加了人口、就业、收入和区域发展等多重问题。过去，县域和小城镇在节庆消费、返乡消费和熟人社会支撑下，往往能够在开年阶段展现出较强的生活气息和商业活力；但现在，一些地方即便出现短期的人流回归，也未必能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市场热度。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口向大城市、都市圈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本地消费主体减少；与此同时，居民收入预期偏谨慎，可选消费更加收缩，传统零售和小微个体经营的承压感随之加重。

　　“就业压力”的挑战是实实在在的。当前就业市场面临的挑战是多重的：一方面，就业需求供需不匹配，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大家的求职期望与岗位需求无法完全适配；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受转型升级、技术改造和外部需求收缩影响，用工需求下降；部分新兴产业本身也减少了人力需求。面对挑战，政策层面已开始发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仍是首要任务，提出将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制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随着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助力中国就业增量也将随之拓展。

　　“谨慎花钱”有多重原因。在202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首次突破50万亿元、同比增长3.7%，且在2024—2025年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效果良好情况下，“消费更谨慎”仍成为超过两成受访者的共同感受，这可能并非因为当期消费出现下降，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这显示了大家对持续扩大消费支出仍有顾虑，对未来收入预期和持续扩大个人支出的信心不强；另一方面，说明居民消费是分散的、高度结构性的，普惠式刺激难以精准触达所有群体；此外，阶段性的消费高亢部分遮掩了结构性隐忧——我们既能看到春节期间海南酒店、机票等消费价格阶段性暴涨，也能看到日常消费中机票酒店超低折扣促销的常态化。因此，未来在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消费品以旧换新，仍要从稳定居民收入预期、缩小收入差距、降低总体劳动时间等深层次改革入手，让居民从“敢消费”转向“愿消费”“能消费”，从“谨慎花钱”转向“放心花钱”。

　　“房市遇冷”有望改观。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处于调整期，房价持续下行、二手房挂牌量激增但成交周期拉长等现象先后出现。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房产往往占据家庭资产的七成以上，房价下跌直接意味着家庭财富缩水，产生“负财富效应”，压制消费意愿和投资信心。不过，楼市政策底已现，希望渐明：过去三年多，“保交房”工作完成良好，专项债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和存量商品房政策加速落地，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力度加大，不少城市的房产价格租售比已回到具有吸引力的合理区间，房子已经基本回归“居住属性”。随着供需两端政策协同发力，房地产市场有望在2026—2027年迎来“基本稳定”，为居民财富预期提供坚实锚点。

　　一是消费重心向情感体验倾斜。文旅体验消费和“舌尖消费”占比合计超六成，反映出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更注重通过旅行、美食等体验类方式获取愉悦感与归属感。一方面，近些年，文旅消费发展势头迅猛、各地文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2026年春节，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消费8034.83亿元，人次与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各地的博物馆、古镇等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地点成为热门景点，穿汉服、赏非遗逐渐成为旅行途中的新体验。另外，“舌尖消费”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满足，而是将文化特色融入到饮食的消费之中。例如，居民对中华老字号产品情有独钟，更愿意购买“百年老店”的一些产品，一些地方特色餐饮也凭借独特的地域风味和背后的民俗故事吸引游客。

　　二是以情绪价值为核心的消费新赛道正在崛起。“悦己消费”占比35.86%，成为居民消费的一大重要类别。这反映出社会心态的转型，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提升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对于自身情绪调节的需求大幅上升，尤其是年轻群体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生活质感与精神自由，更容易把钱花在“让自己开心”的非刚需领域。调研显示，超56%的Z世代将情绪与兴趣作为首要消费动因，2026年情绪消费市场规模预计达2.72万亿元。情绪消费崛起下，消费市场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消费逻辑变了，价格与功能让位于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治愈感、松弛感；二是消费场景变了，从实物购买转向体验、陪伴、解压、疗愈等服务型消费；三是消费人群变了，年轻人、女性成为这类消费的核心群体。

　　三是消费结构呈现“哑铃型”特征。大宗商品消费仅占比16.33%，成为占比最低的消费领域，与高占比的情感型消费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居民在消费决策中，短期即时满足的体验式消费优先于对长期资产配置的需求。大宗商品的消费通常与居民收入预期高度相关，此类消费占比较低说明居民对长期资产配置的谨慎性上升，对未来收入稳定性、长期偿债能力、资产增值空间等趋于保守。在现阶段，人们更愿意控制大额刚性支出，减少长期负债与资产沉淀，转而选择轻资产、高流动性、低决策压力的体验式消费，体现出居民的防御性消费与避险心态。

　　在经济周期跨越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消费者往往会陷入趋避冲突的心理状态，即在改善生活品质与防御性储蓄之间反复拉扯，外部的政策刺激便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砝码。开年消费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高达26.2%的受访者表示，近期的促消费政策使其更早或更坚决地购买了心仪已久的商品；更有14%的受访者在各类补贴红利的诱导下，完成了计划外的新增消费。这一组数据，充分彰显了以旧换新、消费券发放等定向刺激工具在微观层面的积极撬动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宏观经济面临需求收缩的压力时，直接作用于消费端的财政补贴能够以最短的传导路径激发市场活力。2026年初中国各地密集出台的促消费举措，在设计上更加注重精准定向与杠杆效应。通过对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领域的精准滴灌，政策不仅有效唤醒了部分沉睡的购买力，更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消费者的决策周期。那些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在真金白银的补贴面前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这种通过降低购置成本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的干预手段，成功地在年初的消费市场中点燃了局部热潮，证明了政策作为“助推器”在加速需求释放、活跃市场交易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政策盲区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部分消费补贴的设计门槛过高或核销链路过于繁琐，将大量缺乏数字化操作能力的老年群体以及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市场消费者挡在了红利门外。另一方面，当前的刺激政策大多锚定在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上，而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更迫切的诉求集中在日常刚需与服务型消费的保障上。当政策供给与微观主体的真实需求出现错位时，自然会产生看客心态。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也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结构性问题，强调促消费不能仅停留在锦上添花的层面，更要注重雪中送炭的公平性。政策如果仅仅惠及少数具备消费升级能力的群体，不仅无法形成广泛的经济共振，反而可能在无形中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温差”，导致整体经济“心气儿”难以实现全面提振。

　　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的消费复苏，无一不是建立在就业市场稳健扩张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2026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深水区，面对复杂的内外博弈，重塑全社会的消费“心气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促消费政策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外部干预打破通缩预期的负向循环，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要想真正让超大规模内需引擎全速运转，真正的“主攻手”必须是那些能够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优化营商环境以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解除后顾之忧的制度安排。只有当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当民众对未来的确定性抱有不可动摇的“希望”时，中国经济的消费“韧性”才能得到彻底释放。政策的助推配合内生增长的驱动，方能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在2026年破局上扬。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更是消费之源、信心之基。政策的重中之重，应是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宏观政策应更直接地惠及创造最多就业的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建议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工具箱的首位，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和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同时，针对2026届1270万高校毕业生，应实施更加精准的就业帮扶计划，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当就业的“寒气”散去，消费的“暖意”才能真正燎原。

　　调研中，“不敢花钱”“开源节流”等高频词反复出现，折射出居民在面对教育、医疗、养老三重压力时的审慎心态。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真正解决百姓后顾之忧，才能有效释放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力。建议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老百姓“敢看病、看得起病”。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只有织密社会保障网，才能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让“敢花钱”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常态。

　　调研显示，“文旅体验”（51.31%）、“舌尖消费”（63.27%）、“悦己投资”（35.86%）已成为居民消费的“新三驾马车”。尤其是“悦己消费”的崛起，反映出社会心态的深刻转型。政策应正视并拥抱这一趋势。建议优化文旅、休闲、宠物、国潮等新消费产业的政策环境，放宽市场准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支持地方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消费品牌。同时，引导企业顺应“情绪消费”浪潮，开发更多满足情感需求、提供治愈体验的产品和服务。让“小确幸”汇聚成大市场，让“悦己”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在消费政策评估调研中，虽有26.24%的受访者认为促消费政策起到了边际撬动作用，但高达38.78%的人“关注到了但没参与”，21%的人“完全没感觉”。近六成的“政策盲区”，是政策效能的最大损耗。优化促消费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必须让政策红利真正触达最需要激励的普通百姓。建议简化消费券领取和使用流程，降低参与门槛，尤其要照顾不熟悉数字化操作的老年群体和下沉市场消费者。政策设计应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同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好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政策不仅有“助攻”之效，更要有“普惠”之实。

　　调研揭示了鲜明的区域分化特征：广东、江苏等增长突出型地区与福建、山东等下降承压型地区并存，安徽、海南等两极分化型地区与北京、河南等稳中向好型地区同在。这种区域“温差”，若任其扩大，可能演变为发展“断层”。建议对体感偏冷的地区实施更加精准的政策滴灌。对下降承压型地区（如部分中部、东北、西部省份），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特色支柱产业，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板，加大就业扶持与技能培训力度。对两极分化型地区，应推动政策红利普惠化，让更多群体分享产业升级的成果。对增长突出型地区，应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只有让“冷”的区域暖起来，让“热”的区域稳下去，才能凝聚起全国“稳中求进”的共同希望。